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和国家发改委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透露，将大幅降低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此信号一出便引起各方热议，目前具体下调到什么水平尚无定论。

按此前规定，民间借贷利率的司法保护依据“两线三区”，即年利率24%与36%分别为保护利率与自然利率；对年利率24%以下的民间借贷法院予以保护；年利率超过36%的民间借贷，超过部分法院将认定无效；年利率在24%至36%区间为自然债务，若当事人起诉要求法院保护，法院不予保护，但当事人自愿履行的，法院也不反对。

“24%到36%之间其实是一个模糊地带，各个地方的执行情况并不一样。另外，人为设定24%、36%的静态红线，难以反应市场实时的资金情况和供求水平。” 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文告诉证券时报记者。

“两线三区”的规定出于2015年最高法公布的《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彼时正是相关部门在做一系列P2P平台监管尝试之时。随着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的推进，如今P2P平台数量大幅缩减，众多平台已暴雷清退。

此次最高法意见带来的强烈信号便是民间借贷利率要继续下浮。目前讨论较多的是，可能参照199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所规定“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将上限锚定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

证券时报记者走访多家借贷机构发现，目前机构尚未收到下调的具体要求，然而，业内已经感受到阵阵寒意。

民间借贷利率有传导效应

民间借贷主要指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法人或其他组织之间，以及法人或其他组织相互之间的资金融通，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等业务不属民间借贷范畴之列。

实际上，民间借贷利率对金融机构仍存在限制意义，一些机构设定利率也会参考24%的红线。以支付宝借呗为例，新用户的借贷额度为18000，日利率万1.5-万6.5之间，折合年利率为5.4%-23.4%。

在司法判决中，24%和36%的利率也作为重要参考。在2016年渣打银行诉万邦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中，上海市第一人民法院在判决中明确，央行放开贷款利率上限，并不意味着放任金融机构通过设立不合理的利率谋取高利。在金融机构设定利率过高的情形下，即便当事人未提出抗辩，司法机关亦应予以干预。鉴于金融机构的特许性以及风险分散能力，金融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在发放贷款中收取的贷款利率、逾期还款利率不应超过民间借贷法定上限，即年利率24%。准金融机构亦应适用同一标准。

除了作为利率参考，民间借贷利率下调或将风险直接传导至金融机构。陈文指出，民间借贷的一部分客群与信用卡、消金公司的客群是重合的，这里就可能存在共债问题。如果利率管制推行下去，民间借贷生存空间被挤压，借款人现金流受到影响，进而通过共债传递到消金公司或银行。

企业过桥资金也是连接民间借贷与金融机构的重要枢纽。“我们对接的客户大多是小微企业，其中很多做民间借贷都是找过桥资金，比如之前欠了银行的钱，就只能在其他渠道周转一下先还上。”一位借贷业内人士向证券时报记者透露。

中小微企业对过桥资金的需求旺盛。据2019年人民银行景德镇市中心支行对60户小微企业抽样调查，有55户借助过桥融资还贷，占91%。此前山东某市对100户企业调查，30%的企业有过过桥融资。这也意味着，一旦民间借贷供给不足，便可能有大批小微企业资金链断裂，进而造成银行逾期攀升。

“大家都在瑟瑟发抖”

利率下调的风声已经在市场上吹起涟漪，谈及市场影响，业内人士直言“大家都在瑟瑟发抖”。

对于民间借贷行业来说，利率上限下调挤压了利润空间，加剧马太效应，甚至造成劣币驱逐良币。

此前的P2P平台是典型的民间借贷平台方，将直接受限于司法上限；小贷公司、互联网金融平台等属于持牌金融机构，但其利率同样会受到民间借贷利率的制约。

深圳普罗米斯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下称普罗米斯）总经理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经济下行叠加疫情冲击，已经使一些客户失业或收入下降，进而导致逾期发生率不断升高，不良率也居高不下，目前坏账已经占收入的30%，因此公司在逐渐严格化授信标准。

“现在我们也只是勉强维持，如果大幅度下调利率，叠加疫情影响，那就很难盈利了。”普罗米斯总经理称。

陈文表示，相对谨慎、合规的民间借贷从业者可能干脆退出市场，而一些根本不指望着走传统司法渠道的民间借贷从业者可能因为良善从业者的退出而发现更好的市场机遇，由此造成地下金融死灰复燃。

部分非法机构通过套路贷、砍头息等手段放款，使实际借款成本大大高于明面利率，而此类民间借贷乱象屡禁不绝。“我前段时间咨询过一家广州的网贷平台，在微信沟通时给出的利率是很低的，但是到了公司之后才发现，借5万要收九千多的手续费和管理费，这部分就相当于砍头息了。”一位跨境电商创业者告诉证券时报记者。

“下调之后他们也可以换个套路继续做，重新包装一下砍头息，但是换汤不换药。”上述业内人士称。

“利率下调可能会将高风险人群挤压到非法地带，原本处于经济弱势的群体可能更难以得到服务。”普罗米斯总经理表示。

从司法领域已经能感受到市场的紧张气息。北京植德（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国豪告诉证券时报记者，法庭公布的数据上还看不出趋势，但从最近的咨询和诉讼委托情况来看，已经有借贷诉讼增加的趋势了。“之前约定24%、36%的借款利率的，特别是借款人资信不好存在拖欠的，出借人最近看到下调的政策就想早点落袋为安，催款和诉讼的意愿都会增强。”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肖飒称，大幅降低利率上限会加剧逃废债，尽管法律上是“新老划断”，但舆论的风向标不可逆，很多人会以此为借口进行诉讼，增加法院压力。

怎样定义“高利贷”？

“民间借贷长期存在一直有一个大背景，即金融机构的融资由于出借门坎、效率、额度等问题，难以满足民间的借贷需求，但民间借贷一直没能解决有效监管的问题，导致套路贷、暴力催收甚至黑恶势力介入等问题频发。近几年P2P平台的出现，也是试图通过合理渠道规范民间借贷的尝试，但P2P行业频频暴雷，政府态度从观望，到监管，到禁止，基本上宣告了这种尝试的失败。”张国豪表示。

下调利率也有一定的现实背景。早在今年5月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陕西省高级法院副院长巩富文便提案呼吁，将民间借贷合法利率上限从年利率24%降至12%-15%。他认为当前民间借贷利率上限存在诱导资金“脱实向虚”，加剧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困境以及高利借贷滋生涉黑涉恶犯罪高发等问题。

此外，银行利率处于下行通道，近期受到疫情等因素影响，整体经济形势承压，货币政策也处于持续宽松状态，银行利率下行压力始终比较大。“民间借贷特别是短期借贷的利率还是很高，这就导致民间借贷利率和银行贷款利率之间产生巨大差异，而这种差异会引发‘吃利差’的冲动，进而扰乱金融秩序和社会秩序，扩大金融系统风险，另外也会滋生涉及高利转贷的刑事犯罪。”张国豪称。

利率的高低实际上是信贷机构成本的体现，一般包括资金成本、效率成本、风险成本、管理成本等方面。陈文指出，民间借贷的高利息本身并非一定意味着民间借贷从业者的高利润，可能更多反映的是民间借贷从业者的生态环境整体变得差了，一方面是次级客群本身的风险越来越高，另一方面是贷后管理工作越来越难做。

普罗米斯总经理表示，这次下调可能是国家想从宏观方面追求一个利率的稳定，但宏观和微观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对微观层面的企业来说，根据客户信用状况来决定贷款利率是比较合适的。

参考邻国，日本也曾在借贷利率和额度上做出限制。“当时背景是日本有很多人自杀或企业破产，但实际上下调利率后自杀率与破产率也并没有减少，利率背后还是整个经济环境的问题。”普罗米斯总经理称。

普罗米斯董事长介绍，目前日本母公司借贷利率平均在17%左右，坏账率只有1%，这个前提是日本个人信用数据建设已经比较完善了；而中国市场还没有完全成熟，个人信用体系还在发展，精准授信仍需要较高成本。

陈文表示，当民间借贷是一个有效的完全竞争市场时，如果正规金融的普惠金融推进成绩显著，那么留给民间借贷的借款人客群应该是越来越差，“从这个意义上看，民间借贷利率迭创新高才真正体现了银行普惠的胜利。”

究竟“高利贷”应当怎样界定，业内专家建议应避免“一刀切”。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郭雳指出，利率管理应当是动态的，更重要的是对利率结构机制进行精细化、差异化的管理，可以将不同的用途场景、主体、金额期限、担保情况以及地域习惯等因素纳入考量。

肖飒称，利率如果定的太高太灵活，就会出现借款人经济和精神压力大，在没有个人破产制度的当下，无异于是炼狱，会造成负面的社会效果；利率不能定的太低太死，否则没有“勇夫”出来帮一把，“咱们不能指望每个人都是雷锋一样的人物”。

郭雳称，通过调整民间借贷利率水平来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初衷是善意的且有一定现实性，但手段需斟酌，目标也并非越低越好，“政策制定是一个博弈的过程，有妥协有试错，最终是一个平衡”。